雖然一直有意采訪黃永玉先生,但是真到面對面交流的時候,卻因是突如其來的約定,幾乎毫無準備。
借《當代中國畫》雜志創刊之機,黃永玉先生和媒體見面會安排在了黃永玉的萬荷堂。去往通州萬荷堂的路上,有先前采訪過黃先生的記者,給我們講述黃先生的“豪宅”,說黃先生養了六七條狗,家中珍藏煙斗無數,文物無數,但是脾氣也“很大”,曾經拒絕央視某名牌欄目的訪談,還拒絕過鳳凰衛視名主持陳魯豫的訪談。
都是傳聞,一笑而已。我見過黃先生,還是2002年的8月,黃先生78歲壽辰,又逢《黃永玉大畫水滸》(作家出版社)出版。5年時間,他只是變得稍微瘦削,仍然戴一頂深藍色的貝雷帽,叼一支咖啡色煙斗。
是的,斜戴的貝雷帽和煙斗,永遠是黃永玉先生的標志。
萬荷堂是一處錯落有致的房子,在細雨中變得朦朧而有詩意。院墻上垂下干枯的藤蔓,四周則是悄然萌生綠意的樹木。門口佇立著一座小亭子,聽說是黃永玉特意花錢建造的,將亭子取名為“侃亭”,并親自題字做匾,希望路人、村民能到此歇息、閑聊。不想“侃亭”字匾不久就被人偷走了,“侃亭”成為了“無字亭”。
黑色的鐵大門緊閉著,從下面的門縫中,隱約可見兩只大狗閑適地靜臥。
終于有人走來,先牽了狗圈起來,又引我們走入院子。院落里那數十株梅樹,據說都是清代乾隆和嘉慶年間栽的,每一株至少都有上百年的歷史;幾尊銅像雕塑中,最引人注意的是兩個活潑可愛的胖嘟嘟的孩子,女孩兒雙手托在男孩的背上,雙腳飛起來,喜眉笑眼的樣子——僅這一尊雕塑,似乎就能隱約想見黃先生風趣童真的性格。
沿著排成七列的石甬路前行,西側十幾米處就是先生的客廳。
迎面六根柱子,上面寫著夸張的象形字,部分被下面擺放的花花草草遮住了,看不出個所以然,只認清上面寫有來自緬甸字樣。西側墻上是黃永玉自己題的一幅字:一個活了84歲的老人,身體還過得去,頭腦又清楚,再不承認自己是個老奸巨滑的家伙,那就太謙虛了。
我們落座的桌椅,都是從非洲運來的。來自非洲并不稀奇,但是這樣大的重達1萬斤的木頭怎樣來到中國,又如何完全地沒有遭到任何破壞,放到客廳里居然沒有損壞門窗,這就令人驚訝。
低處又是一套喝茶的大茶幾,全是敦實的木頭,紅色漆面黑色底,顯得很和諧。
然而擺設又有些雜亂,有作為標本的鹿,有慈眉善目的觀音,有若干的出土文物,地上還擺著幾壇用竹篾做套的酒壇子。
這樣的天氣,室內顯然有點陰冷。在四處彌漫著水仙等植物的香氣氤氳中,大家竊竊交談,感到一切都很新奇。等到黃永玉先生走進來,屋里便立刻充滿了歡樂的氣氛。
說說中國畫
黃先生一入座,便興致勃勃地暢談起當代中國畫。他說,中國畫的說法有點特別,一般講,畫分中國畫、外國畫,或者叫西洋畫,這是上世紀初的提法。“我沒有覺得畫還要分好多種,因為我什么也沒學過,中國畫、西洋畫都沒學過。我來談中國畫實際上不夠格,也沒有正式的老師。我不是正統的學畫的,不是延安來的,也不是徐悲鴻的學生,我就用自己的方法畫。”
他回憶自己在干校三年時間,每天排著隊,拿著農具走16里地去勞動,還得唱著歌,表示高興。那時是不準畫畫的。“我就在心里畫。我當時說我大概以后不會刻木刻了。有人說你不刻怎么生活。我說畫畫。他就冷笑。他不知道我其實每天就在心里畫畫。回來后用紙畫。那時房子沒有現在的桌子大,我畫大畫,先用棍子卷起一邊,畫一點,就放一點。”
他的畫畫實際跟苦難結合在一起,誠惶誠恐地度過了漫長的苦難的時代。現在,黃永玉看到現代人畫得這么好,感到很開心。因為他幾乎能在每本雜志里都發現很精彩的畫。他說:“不是少數,是普遍開花,中國很多年輕人都畫得好。我曾經給胡永凱的畫冊寫過一個長序,他的創作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體系。人家說建立什么派、什么畫風。這我不理解,我理解畫家建立自己的體系,是從小就形成的,有了體系,就成為一種風格。不是今天沒風格,明天找個風格可以來做做。胡永凱早年就做研究,是一個整體、立體的東西,逐步形成了風格。他的畫很講究,我欣賞。現在的很多畫,認識的不認識的,叫我驚嘆。”
他又談及前衛畫。因為他不止一個朋友,國畫畫得好,忽然要畫前衛畫,結果一塌糊涂。黃先生說:“我告訴他,前衛畫是另外的一種東西,是很難畫的。我不講歷史發展,講本身結構,前衛畫也需要基礎,需要很好的修養來畫,才畫得好。比如素描,素描的修養好,前衛畫才會更細膩,更好看,前衛畫的構成就是元素的構成,光的色彩,粗細快慢,各種各樣的東西,抓一個來表現,即使有整體形象,也要表現距離關系。”
對藝術首先要快樂
黃永玉最早的時候學習漫畫,然后是木刻,靠木刻為生過了幾十年。他謙虛地說:“唐玄奘去印度取經花了19年,到2003年,我木刻花了3個19年。唐玄奘把經取回了,我到現在什么經也沒取回。”
他認為,對藝術首先要快樂,要赤誠。有了畫,他就忘記了其他,忘了困難,忘了生活中的憂傷。“文革”中,有個人指責他說:“你這個人創作上從來不嚴肅,從來都是玩。”黃永玉說:“我當時低著頭想:你這個老小子,平時你這么說我一定請你吃西餐。畫畫心里不快樂,畫什么畫呢?我心想你說的是藝術最重要的東西。”
有一次黃永玉畫了一幅畫,有兩個記者很感興趣,問他:你在創作時在想什么?
黃永玉回答:就想著趕快把它畫完。
記者覺得他的回答并不令人滿意。可是黃永玉很堅持:工作時一邊想一邊畫,還能畫畫嗎?這是工作,要快樂要開心。他表示,文學上有傷痕文學,人們不能光靠受傷受苦過日子,畫畫要開拓創新,用快樂的胸懷,開心地畫銳新世界。“我這個人是這樣,痛苦的年月太長,我在痛苦的日子里,也很開心。”
有人說黃永玉畫的不是中國畫。朋友特別生氣,比黃永玉自己還生氣。黃永玉對他說:“你告訴他,他再說我是中國畫我告他去!”
50年代批判印象派,艾青曾說:“人應該畫美好的東西,想方設法表現新鮮的東西……”黃永玉很認同:“我們只能在藝術里、繪畫里,開心地畫畫。”
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畫畫
黃先生身后,正有一幅他未完成的畫。我問他現在有多少時間用在畫畫上?他說:“現在我有兩樣事情。一是讀書,沒一天不讀書;二是工作,沒有長時間不畫畫。一時高興就畫畫,畫完就悔,趕緊畫第二幅填補后悔;不停地后悔,不停地畫畫。”他的話引來一陣大笑。
又追問他在看什么書?他說:“我一輩子不停地看書,看書的毛病就是記不得。學問家看書,但是他們家里的書不多。我問錢鐘書:你的書呢?他說書在圖書館。我看馬克思《資本論》,從來不記得,但是陳寅恪讀了都能記住。我們畫畫的人讀書是讀感覺,都讀了,你說哪件事我知道,畫畫不是大學問家,顯示書本的學問干什么?因為讀了書,所以畫畫會用感覺鑒別。我們是在書本上滾過來的。”
那么,做學問的人和畫畫的人,這兩種不同的讀書方式,哪種更好?他“不客氣”地說:“當然是我們的好!我是這一行的么!一天到晚像學問家那樣讀書,還能畫畫嗎?”
黃先生說,他有個計劃,準備開個書畫展,他說,現代語言很豐富,用現代語言畫一些畫,比如“上當上當,當當不一樣”。他說:“我不是搞書畫革命,是豐富。”
似乎每一句話,經黃先生一說,都成了趣說。前幾天經過北京火車站去同仁醫院看病,別人問:怎么這么久?黃先生回答:“讓全中國不守交通規則的精英擋住了。”
作為一位熱愛自然的畫家,他也同樣關注環境變化。“越落后的越先進,越是沒有開放的地區,綠色越多,環境越好。2004年,我的家鄉有個化工廠,把廢料倒進寒洞,洞里廢物流到河流,污染了河流,都已經中毒了,政府也沒辦法。我們幾個人商量著:怎么辦?打他一頓吧!我們幾個人準備好棍子,去他辦公室砸他一頓——真打了!結果沒過幾天,這事兒就解決了。所以有些事要用一點技巧。”他說,愛護自然要像講衛生一樣自覺。
“自然,貼著地過日子,開開心心的,別認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。”這是黃先生崇尚的生活。宋代王觀有《紅芍藥》詞:“人生百歲,七十稀少。更除十年孩童小,又十年昏老。都來五十載,一半被睡魔分了。那二十五載之中,寧無些個煩惱。”這也是黃永玉老頭在時間里的喟嘆。故事一串串,像掛在樹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,已經痛苦得提不起來了。而他與他所懷念的那些比他還老的老頭老太,都配得上葉芝寫的那首《隨時間而來的真理》:雖然枝條很多/根卻只有一條;穿過我青春的所有說謊的日子/我在陽光下抖掉我的枝葉和花朵;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!